英国也有“居委会”

中国城镇有“居民委员会”，没想到英国也有类似的组织，叫做“社区中心”。工作人员多数是“发挥余热”的老大爷老大娘——我说两者相似，指的就是这个。不同之处当然不少。比如说中国大一点的居民大院都有居委会，有的还不止一个，这是官定的。而英国没有居民大院，一个街区是否成立社区中心，官方也不规定，通常由热心人士发起，居民自行决定。中国城镇居委会要协助政府做工作，比如宣传计划生育，散发避孕药具，帮助刑满释放人员重新返回社会，而英国社区中心没有配合政府工作的义务。

一年前，我来到英国的威尔士首府加的夫市，在河边区64号安顿下来。河边区是贫民区，夜间经常有妓女出没，通常是站在街头等客：嘴里叼一支香烟，兜里装一筒可口可乐，手里提一把伞，不管下雪下雨都穿黑皮短裤，大腿裸露，一看这打扮就知道是“鸡”。我的房间临街，有个妓女经常站在窗子下。夜深人静，经常听到汽车轰隆轰隆开过来，“吱”地一声停下来，随后是讨价还价，三言两语就成交，接着车门“嘭”地一声关上，又是“吱”地一声，马达轰鸣，买方拉着卖方扬长而去。我撵她，她欺侮我是初来乍到，又是外国人，嬉皮笑脸赖着不走。实在不堪其扰，便去找警察。警察说，卖淫违法，但是，只要妓女没有主动拉客，或者主动拉客但是没被“抓现行”，警察就束手无策——先生您的房间神圣不可侵犯，但是人家在外头街上，是公共场所，站在那里没偷没抢，谁管的着？除非人家吵您的时候打电话报警，让我们“抓现行”。如此说来，难道我得忍气吞声，夜夜给吵醒喽？警察说，不，先生您去找社区中心，他们自有办法。

于是我来到河边区社区中心，一位名叫史密斯的老先生认真听取我的投诉，郑重其事地做了记录。当天晚上，“史大爷”来了，对那个妓女说，“小姐，您在此处的存在干扰了本社区居民夜间休息，我代表河边区社区中心请您离开”。那妓女二话不说，掉头就走，到大约100米之外的街头等客——也好，我总算能睡整宿觉了。

像这种警察管不了或者无法管的事情，社区中心往往能管，而且很有成效，这叫“居民权力”。英国各电视台曾经报道过这样一件事：在英格兰北部某城市，有个强奸幼女犯刑满释放回家，住处社区中心认为，尽管此人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了代价，但是左邻右舍认为他是单身汉，有可能继续对本社区儿童构成威胁，因此强烈要求他搬家，由政府安置。政府果然“顺应民意”，经心理医生检查确认此人仍有暴力倾向后，便命令警察给他强制搬家，搬到由政府提供，警察集中管理的免费住房。这里要补充几句话：英国刑事罪犯刑满释放后重复犯罪率极高，几乎高达百发之百，难怪左邻右舍信不过他们，尤其是犯过性侵犯罪的人。英国城镇社区中心绝对不搞什么“帮教”，这也是它们与中国居委会的一个区别。

前面提到的那个“史大爷”，久而久之我和他便成了朋友。“史大爷”70多岁，64岁退休前是一家杂货店经理，退休后参加社区中心工作，现任主席。“史大妈”早已去世，6个子女也都结婚成家，平日根本不理睬老头，逢圣诞节才寄来一张贺年卡，表示个“意思”。参加社区中心的工作，是为了晚年有事可做，排解寂寞。经常在河边区社区中心参加活动的有20多位老人，情况与“史大爷”大同小异。河边区社区中心有一间原先是仓库的活动室，是已故主席捐献的。活动经费一靠委员们自个儿掏腰包，二是向本社区居民募捐。英国大小城镇都有叫做“carboot”的跳蚤市场，“carboot”是“汽车后备箱”的意思，每到周末，家家户户把家里用不着的东西装在汽车后备箱里拉到这里卖掉，不少家庭把所得收入捐献给慈善组织或社区中心。

虽然是义务劳动，河边区社区中心委员们干得挺热心。我回国前不久，隔壁62号被盗，小偷从后院进来，撬开后窗，爬入房间，偷走了电脑、电视机、首饰等一批贵重物品。次日，各家各户收到社区中心的一封信，向大家通报案情，提醒大家提高警惕。社区中心还在几个主要街口贴了“告示”：本社区居民已开始昼夜巡逻，不法之徒切莫以身试法。这些老人是不是真的上街巡逻了，我没看见，不敢肯定，也许这告示是“空城计”。但是，无论如何，人家的热心是不容怀疑的。

帮助邻里解决困难，是社区中心老人们给自己规定的一项重要任务。我所在的威尔士大学新闻学院有个来自沙特阿拉伯的博士研究生，陪读的夫人生了孩子。人生地不熟，夫人年轻，才17岁，没有带孩子的经验。英国的规矩是带孩子的保姆必须经过专业培训，凭证上岗，而这样的保姆一时找不到，两口子愁得掉泪。听说住处有个社区中心，便到那里求助。几位老太太自告奋勇帮忙，每天轮流到他们家里带孩子，直到一星期后找到合格的保姆（英国还有一规矩：已经是祖母的老太太可以短期帮别人带孩子，条件是不得收费）。

另一项任务是根据本社区需要组织集体活动。河边区社区中心每年暑假期间都要给孩子们组织一次“回归大自然”主题游园会。我回国前几天赶上了1998年游园会，恭逢其盛，不能不去看看。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社区公园平日冷冷清清，这一天不知从那里冒出来这么多大人小孩。不少小孩涂着大花脸满园子疯跑，大概是模仿南美热带雨林中的印地安人罢。大一点孩子在大人指导下和泥，做陶器；学龄前的娃娃们玩水，堆沙子。社区中心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一些绵羊，还有鸡鸭鹅，办起了“加的夫农场”，让孩子们触摸这些小动物，给它们喂食喂草。“史大爷”满头大汗，浑身黄泥，跑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老太太们摆摊卖本社区群众捐献的东西，为社区中心开展活动筹集资金。

英国人的习惯是关起门来自家过日子，邻里之间相互往来不多，所以社区中心公益活动不多。英国孩子到16岁就“独立”了，个人的事情家长无权干涉，硬要干涉，他可以向法院起诉。老人与成年子女关系极为冷淡，儿女逢圣诞节给父母打个电话或寄去一张贺年片那就算是孝顺了。儿子与老子一道下饭馆各付各的钱；儿女回父母家要付饭费住宿费，老太太还要叨叨这比住旅馆便宜多了这一类事情中国人听来像是天方夜谭，在英国却丝毫不稀奇。种种因素加起来，使得社区中心更准确地说是老年人自发为自己开设的活动中心。河边区的退休老人经常不约而同地到社区中心交流种草养花的经验，交换图书。英国老人普遍不服老，自己能动手的事情决不求人；自己动手打的家具，往往先拿到社区中心让老伙计们欣赏一番。

在高级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地方，社区中心的老人们更重视文化活动。英格兰北部斯坦福郡有个基尔大学，基尔大学所在地基尔村也有个社区中心，它的多数成员是基尔大学退休教师，其中教授就有七八位。我在这所大学讲学期间，应邀同老人们见面，向他们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以及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老人们同大学对外联络处保持联系，经常请前来讲学的外国学者同他们座谈。我是第二个同他们座谈的中国学者，第一位是来自中国科学院的一位研究员，电子工程学专家。退休教授布朗先生50年代有一位同班同学也是中国科学院研究员，目前也已退休。布朗先生深情地说，人到这个岁数，总是怀念青年时代的朋友，希望第三位同他们座谈的中国学者是这位老同学。如果老同学不能来英国的话，他打算同老伴一道去中国看他。